刘邦建立汉朝后，许多政策也是沿袭了秦朝的做法。然而，刚刚登基的刘邦，立国初期的政权并不稳固，虽然他意识到官吏制度可能会对皇权产生负面影响，却因处境所限无力做出改变。最初，刘邦的确依赖于丞相萧何的支持和帮助，可以说，萧何和刘邦的关系曾非常亲密。在刘邦登基之前，两人彼此信任，尽管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但合作无间。
然而，登基之后的一切发生了变化，刘邦变得越来越疑虑重重。实际上，丞相这一职位的权力过大也是导致帝王猜忌的原因之一。丞相不仅在行政上位高权重，更掌握着极大的实际权力，使得许多帝王对其心生戒备。刘邦在登基后便多次对萧何进行试探，表达了对其不信任的迹象。
这种权力斗争在汉朝初期非常普遍，特别是在丞相与皇帝之间的权力博弈。即便如此，君主依然无法忽视丞相所拥有的巨大权力。权力本身就是一种诱惑，而这些权力的争夺也让许多人丧失了理智。刘邦在位后逐渐意识到，必须采取措施来削弱丞相的权力，避免相权过大对皇权造成威胁。
想要削弱丞相的权力，最有效的方式便是将权力分散给其他职位，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而这个“其他职位”之一，便是军权。对于皇帝来说，若想完全掌控朝政，最首要的便是控制军队。而在秦朝的三公制度中，军权大多由太尉掌管，所以太尉的职务一直是一个非常敏感且备受关注的职位。
由于太尉权力的庞大，汉武帝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废除太尉职务。这个决定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设立一个新的职位来填补太尉留下的空缺。于是，大司马这一职位应运而生，成为了继承军权并且与丞相对抗的重要职位。
在大司马诞生的初期，军权曾暂时由丞相掌控，但这同样带来了新的问题——丞相集行政与军事权力于一身，权力之大，甚至让汉武帝开始担忧。如果丞相心生叛意，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汉武帝决定通过设立一个新的军事职位——大司马，来与丞相争夺权力。
大司马作为一个武官，随着权力逐渐增大，开始与文官丞相形成对立局面。汉武帝显然是故意推动这种对立关系的，他希望通过这种对立来平衡权力，确保自己作为皇帝的绝对控制力。而大司马则成为了这一平衡中的关键一环。汉武帝的政治智慧在于，他不单单是通过对文臣的压制来稳固自己的地位，还通过放权给军队，特别是大司马，使得军事与文官之间的关系愈发复杂。
对于大司马这一职位，最为显赫的便是卫青。卫青是汉武帝皇后卫子夫的亲弟弟，换句话说，他就是汉武帝的小舅子。这一亲缘关系使得卫青深受汉武帝的宠爱与倚重。卫青不仅因为与皇后的关系受到器重，个人的战功也是十分突出，为大汉朝的安定立下了赫赫战功。卫青在太尉废除后被封为大司马大将军，成为军中的最高指挥官之一。
卫青的侄子霍去病同样不容忽视。霍去病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几乎成了汉武帝最为宠爱的人物之一。霍去病年轻时便获得了封狼居胥的荣誉，带领大汉军队屡战屡胜。霍去病被封为大司马骠骑将军，尽管这一职务的设立没有先例，但霍去病的英勇事迹和汉武帝对他的宠爱，使得这一决定无可厚非。
在大司马的职权日渐扩大的背景下，汉武帝的统治开始出现了严重的隐患。随着汉武帝晚年健康日益衰退，他对自己继承人的担忧越来越深。最终，汉武帝在临终时做出了决定，将皇位传给了年仅八岁的刘弗陵，而霍光则成为辅政大臣，协助幼帝治理朝政。
霍光的权力在汉朝历史上达到了顶峰，成为了继卫青和霍去病之后，又一位举足轻重的大司马。霍光接任大司马后，掌控了几乎所有朝廷事务，甚至超越了丞相的权力。尽管刘弗陵是名义上的皇帝，但实际权力完全掌握在霍光手中。霍光的权力在其后几年持续扩大，直到他对整个朝政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随着王凤接任大司马后，权力再次被集中在一人之手。王凤在汉成帝时期几乎决定了所有朝政事务，刘弗陵虽为天子，但几乎不再过问国事。接着，王莽的崛起进一步巩固了大司马制度的权力，直到他最终成为实际上的“皇帝”。
然而，这一系列外戚专权的现象也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在汉朝历史上，外戚专政的现象屡见不鲜，尤其在汉朝的后期，外戚权力过大，导致了皇权的衰弱与滥用。无论是吕后重用吕家、还是霍家与王家专权，这些外戚对朝政的操控，最终造成了大汉朝的衰败。
总的来说，大司马这一职位的设立，最初的确为汉朝的稳固提供了必要的保障。但随着职权的逐步膨胀，这一职务也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弊端。外戚专政最终导致了朝廷内外的纷争与动荡，成为了汉朝衰亡的一个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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