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是“机会囤积”，也即韦伯主义方法。它认为，阶级是根据获得和失去某种经济机会来定义的。这种方法认为学历、宗教、文化标准和私人产权等都可以成为社会囤积的机制。最为重要的隔绝为生产资料中的私人产权，它是产权之法律规则所形成的某种特定形式的机会囤积。虽然韦伯主义认为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是一种重要的阶级形成机制，但它对这种私人产权的形成的解释却是唯心主义的，即是这种产权是由产权法律规定形成的机会囤积。这种方法将阶级划分为资本家、“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
第三种是“剥削和支配”。这种分析方法与马克思主义传统密切相关。赖特认为它的机会囤积的关键效应是支配和剥削，不只是市场优势利益。阶级被划分为拥有和控制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和被雇佣来使用这些生产资料的工人。而这一阶级中的其他人，则分别通过其与这两个阶级的不同关系而获得其具体的阶级特征。这种划分法认为，专家和某些技术工人由于在工作中有不被支配的自主性，极大地降低甚至达到消除被剥削的程度。 显然，这种“与马克思主义传统密切相关”的阶级划分法，也仍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它认为只要被雇佣者在工作中具备很大的独立性就可以降低剥削程度或免于被剥削，是将工作自主性上升到决定阶级的高度，这完全是通过自主性否定剥削，是小资产阶级式的自我安慰。马克思主义认为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决定了剥削和支配的双方，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也决定了剥削和支配的方式，即不同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不同的社会形态，而不是抽象地谈剥削和支配决定阶级。
西方学者对赖特学术成果的评价不一，资产阶级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就说过他不认同赖特关于新中间阶级的分析是直接源自马克思的理论。 即使是克拉克和利普塞特这样的认为阶级正在消失的学者都对赖特这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表达了不屑：“同达伦道夫（即达伦多夫－－注）一样，许多作者延用了马克思的术语，但实际上却改变了这些术语的含义。埃里克•怀特（即赖特－－注）……他的做法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地位类型’分为12个种类，它们包括：（1）资产阶级，（2）小雇主，（4）专门的管理者，（5）专门的监督人员，（8）半资格的监督人员，然后一直到（12）无产阶级。很明显，这种类型划分不仅仅根据所有权，同时也包括技术水平和管理责任。令人吃惊的是，怀特作为一位自我标榜的马克思主义者，却综合了如此多的后韦伯主义的各方面因素。”
德国学者赫拉狄尔在1992年发表的标题为《社会结构与社会转变》的报告中认为，由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社会成员的多元化与个人主义化，无论是使用阶级概念还是阶层概念对于描述当代西方国家的社会现实情况来说已不适用。为此，他提出了有别于以不同财产形式进行阶级结构划分的基于多元化的社会结构分析模式。
已逝希腊共产党党员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认为，阶级的划分，仅仅依赖经济的因素（即财产所有权）是不够全面的，应当把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要素联系在一起，把它们视为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结构。普兰查斯认为，工人阶级不是由工资劳动确定的，而是由生产劳动确定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劳动指的是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通过生产劳动的挣工资者才是工人阶级，因为剩余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在流通领域和剩余价值实现领域劳动的挣工资者不是工人阶级，因为劳动依赖的资本形式不生产剩余价值。从事非生产性劳动的这些新的社会阶层没有生产资料经济所有权和占有权，不属于资产阶级。尽管他们的劳动是工资劳动，但他们也不是工人阶级，而是新小资产阶级。
虽然马克思区分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但那只是用来判断具体劳动是否创造剩余价值，并不等于说不创造剩余价值的无产阶级就不是无产阶级了，比如，资本家雇佣的用于家庭服务的仆人、厨师虽然从事的是非生产劳动，但他们和产业工人一样是无产阶级，而不可能是“新小资产阶级”。
普兰查斯认为在构成阶级的要素中，意识形态和政治关系的重要性要优先于剥削关系，这样剥削关系就不再是阶级构成的决定性因素了。在普兰查斯的眼里，划分阶级依据的是主体如何看待资本的观点，他之所以将白领工人视为“新小资产阶级”就是因为他认为白领工人对资本主义霸权性意识形态的认同就使他们构成了一个阶级。这已经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体现的是主体在客观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的判断。
法国学者热拉尔·杜梅尼尔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应该划分为资本家、管理者、职员、工人四个阶级，两种阶级矛盾（资本家与生产劳动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辩证地重叠在一起。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关系将会得到普及，有朝一日甚至可能会淘汰资本主义关系。
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用“文化资本”概念来形容教育文凭和所谓“对资产阶级文化的熟悉”能带来生活机遇的价值。在他眼中，资本是一种能使个体在社会领域的竞争中获得特殊利益的有效资源。布迪厄的“资本”有三种基本类型，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场域是社会生活展开的空间，利益、资本、社会位置构成了场域的基本要素，场域是一种社会关系，是权力分配的结构。人们在不同场域中争夺有价值的资源，即不同形式的资本。
这样，他就把资本这种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的概念偷换成一种与剥削剩余价值无关的“资源”，这种“资本”能带来的收益只与个人的奋斗、竞争有关，与所有权无关。布迪厄认为资本不过是人们在场域中争夺的资源，在这个争夺过程中，资本家与工人的身份就被模糊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也被抹煞了，资本不过是争夺来的，剥削这个概念就失去了意义，工人只不过是场域争夺战中的失败者而已。马克思主义的剥削是对别人劳动的无偿占有的内涵因此就被解构了。 布迪厄认为管理者这一社会群体掌握着一种文化资本，所以将管理者置于“资产阶级”的一个特殊分区中。
米歇尔·茨维格2006年在《每月评论》上撰文认为，“必须从权力角度理解阶级，而不仅仅是从收入、财富或生活方式，虽然这些确实都随阶级不同而不同。从权力出发，有助于我们将阶级理解为一种动态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一组静态的特征。从权力入手调查阶级问题才有可能发现阶级、种族和性别之间的有机联系。从收入、财富、生活方式，或教育等角度理解阶级，则将阶级问题与种族和性别问题分割开来，只有作为权力关系而不是作为个人具有的固定特征，才能最好地理解种族和性别问题。”
英国社会学家理查德•斯凯思认为，“社会生产关系由控制关系构成，控制关系决定了各种工作的任务、职责和责任。因此，工作和职业是阶级关系的结果，阶级关系与所有权的职能和劳动职能直接相关。……不是职业决定了社会阶级的本质；而是嵌于控制关系中的阶级关系决定了职业的具体内容和职业顺序。” 用图式来表示就是：社会阶级关系→阶级结构→职业类型：
与资本职能有关的是：
1.所有权→股东和财产所有者
2.控制和协调→中产阶级→董事、管理人员、高级专业人员
3.研究和技术发展→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专家
与劳动职能有关的是：
4.生产经济剩余工人阶级→生产性工人
5.完成必要的但非生产性→勤杂、秘书、日常“非体力”工人、“支持性”的任务和维修工人。
特里•伊格尔顿指出，马克思不认为只有体力劳动者才算工人阶级。他拒绝以所谓的生产工人（就直接生产出商品这个意义而言）确立无产阶级的标准。相反，工人阶级包括所有被迫向资本出售劳力，在压迫性制度下苦苦挣扎，几乎完全没有能力改变自身劳动条件的人。除了产业工人外，无产阶级还包括白领工人阶级。阶级并非一个抽象的法律所有权问题，而是一种利用他人为自己谋利的能力。 退休人员、失业者、长期病患者和临时工一样，都不是“正式”劳动过程的固定组成部分，但他们也应该归入工人阶级。伊格尔顿指出，随着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被无产阶级化，产业工人阶级的某些分支也被再次无产阶级化。他引用19世纪社会主义者约翰•格雷的话说：“中产阶级发现，他们正重新陷入曾经让十九世纪无产者苦不堪言的经济不安全状况。”
伊格尔顿认为当代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包括许多非资本家的资本代理人，如股票经纪人、公务员、教授、警官、媒体评论员、神职人员、甚至公立学校校长等。在笔者看来，这种看法显然是显失客观的，这些人就算不是无产阶级的话，也绝不是统治阶级的一员。伊格尔顿接着指出，在这一社会阶层之下的，是一个由中产阶级管理者、科学家等群体组成的阶层，这之下，是一系列中产阶级职务，比如教师、社会工作者和初级管理者。因此，工人阶级既包括体力劳动者也包括低层白领工人，他们在世界人口中占据相当大份额。还有在非正式经济部门工作的非正式无产阶级，这些人没有劳动合同，享受不到劳工权利。
整体而言，非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是不以人在社会生产结构中的具体地位作为阶级划分标准，不考察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在划分阶级的问题上最多是将经济因素与政治、文化因素等同看之，陷入多元化标准的窠臼，把阶级划分弄成一个十分复杂而又不准确的问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